去沙特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想象停留在石油、骆驼和一望无际的沙漠。项目部在沙特北部，靠近约旦边境，那里除了沙子还是沙子。四十多度的高温下，汗水刚冒出来就被蒸发了，留下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我们的工地在一片戈壁滩上，要建一个磷酸盐选矿厂。我是现场工程师，手下管着二十多个沙特工人。第一天上班，我就遇到了麻烦。 一个叫阿卜杜拉的沙特工人蹲在刚浇筑的混凝土旁边，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我走过去一看，他在画一只骆驼。 “阿卜杜拉，你在干什么？”我压着火气问。 他抬起头，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画骆驼。” “现在是工作时间。” “我知道，但是混凝土还没干，我等它干了再干活。”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是在沙特，不是在国内。国内工人早就开始下一道工序了，但在这里，他们讲究“因沙拉”——如果真主愿意。 阿卜杜拉是本地人，四十来岁，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眼窝很深，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堆满皱纹。他是我的班组长，手下管着十几个贝都因人。第一天接触，我就觉得他太散漫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每天五次礼拜雷打不动，说好的工期永远在推迟，工具用完随手一扔第二天找不到。我每天都在发火、催促、讲道理，但收效甚微。 直到有一天，阿卜杜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那是斋月的一个傍晚，天刚擦黑，阿卜杜拉开着他的皮卡来接我。车子在戈壁滩上颠簸了半个小时，终于看到一个帐篷群。骆驼在远处悠闲地吃草，几只山羊在帐篷间跑来跑去。 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正在准备开斋饭。女人们穿着黑袍，只露出眼睛，看到我时迅速低下头。阿卜杜拉指着其中一个瘦小的身影说：“这是我的大女儿法蒂玛，今年十六岁。” 法蒂玛端来一盘椰枣和一杯骆驼奶，眼睛始终看着地面。 开斋饭后，男人们围坐在一起喝茶。阿卜杜拉的父亲——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人——看着我，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话。 阿卜杜拉翻译：“我父亲问你，你们中国人真的会种树吗？” 我被问住了。种树？这是什么问题？ 老人又说了几句，阿卜杜拉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他告诉我，他父亲年轻时是个商人，去过很多地方。七十年代，沙特开始用石油换发展，大量外国工人涌入。那时候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人在种树，那一定是中国人；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挖坑找水，那一定是中国人；如果你看到有人在石头缝里种菜，那一定是中国人。 “我父亲说，你们中国人走到哪里，就把绿色带到哪里。”阿卜杜拉说，“沙漠里种树，比在黄金上镶宝石更难，但你们做到了。” 我沉默了。我想起了国内的毛乌素沙漠，想起了塞罕坝，想起了千千万万的治沙人。我从未想过，在万里之外的沙特，会有人因为这些故事而尊敬我们。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一张发黄的照片，上面是一排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人，站在一片小树林前。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1978年，中国援建也门公路技术组留念。 “这是在亚丁拍的。”老人说，“那年中国人帮我们修路，也在路边种了树。现在那些树还在，都长成大树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回国后，我特意去查了资料。原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向中东地区派遣了大量的援外人员。他们修路、架桥、打井、种树，在最艰苦的地方默默耕耘。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只留下了一片片绿洲。 回到工地后，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阿卜杜拉和他的工人们。我发现他们其实很聪明，只是思维方式不同。阿卜杜拉能通过骆驼的脚印判断方向，能根据星星的位置预测天气，能在戈壁滩上找到别人找不到的水源。这些技能，我的书本里从来没有教过。 有一天，阿卜杜拉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种树？”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们相信，树会长大，沙漠会变小。也许我们看不到那一天，但我们的孩子会看到。” 阿卜杜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第二天，他带来了一些椰枣树的幼苗，在工地旁边种了下去。其他工人看到后，也纷纷从家里带来树苗。很快，工地旁边多了一片小树林。 每天下班后，工人们会给树苗浇水。有时候赶上下雨，他们会欢呼着冲进雨里，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阿卜杜拉说，在他们贝都因人的传统里，种树是最接近真主的善行。 项目结束时，那些椰枣树已经长到一人多高。阿卜杜拉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中国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不只是技术，还有耐心，还有希望。” 回国前，我特意去那片小树林看了看。夕阳西下，树影婆娑。阿卜杜拉说得对，种树的人确实最接近真主——因为他们相信明天，相信那些还没发生的事情，相信沙漠终会变成绿洲。 在阿拉伯人眼里，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想起阿卜杜拉父亲的话：如果你在沙漠里看到有人在种树，那一定是中国人。这个说法流传了几十年，至今还在。也许有一天，当这些椰枣树长大结果，当这片戈壁真的变成绿洲，当他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上玩耍时，他们会想起曾经有一群中国人，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棵树。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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