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四色旗帜挂满了球场周围的路灯柱，而“把以色列踢出国际足联”的横幅则高悬在高速公路桥上。原本应该专注于竞技的欧联杯比赛，在英国伯明翰却变成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对抗。
随着特拉维夫马卡比队的到来，维拉公园球场变成了巴以冲突的“海外战场”。警方在现场部署了700名防暴警察，11人被逮捕，学校也提前放学，临时禁飞区也生效。赛事被官方定为“高风险”，揭示了西方社会深层次的宗派裂痕。
这一骚乱的导火索源于上个月引发争议的客队球迷禁令。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在10月中旬宣布，11月6日与特拉维夫马卡比队的欧联杯比赛将禁止客队球迷入场。当地的安全咨询小组表示，这一决定是基于“当前情报和过往事件的安全评估”作出的。西米德兰兹郡警方则指出，维拉公园周围70%的居民为穆斯林，而大批犹太背景的马卡比球迷的到场可能加剧族群矛盾，尤其是参考了2024年欧联杯中，阿贾克斯与马卡比的比赛后曾发生的暴力冲突。
展开剩余82%然而，这一禁令背后的政治动机显而易见。议员阿尤布·汗成为了这一禁令的核心推动者，自比赛消息公布以来，他便发起了抗议运动。通过在安全咨询小组中的盟友影响力，成功将“球迷暴力”案件扩大为“公共安全威胁”。这位议员曾凭借亲加沙的立场在2024年大选中成功当选，他直言：“我们曾抵制俄罗斯和南非种族隔离，对以色列也应该保持一致”，其言论直接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与“种族灭绝”指控挂钩。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得到了“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支持。该组织是BDS（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的重要成员，长期主张通过文化和体育抵制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BDS运动的核心目标是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和种族歧视政策。
比赛当天，伯明翰的街头俨然成了一个戒备森严的“战场”。从午餐时间开始，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就全面接管了威顿路周围区域，临时禁飞区与拦截搜查令同步生效。周边学校也因担忧骚乱而提前放学，商户们也纷纷缩短了营业时间。
球场两侧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局面：数千名巴勒斯坦支持者举着“向种族灭绝亮红牌”的标语，激烈抗议；而另一侧，犹太团体“我们的斗争”成员挥舞着以色列国旗，谴责巴勒斯坦支持者为“受反犹主义驱使的极端分子”。警方通报显示，当天有11人被逮捕，罪名包括违反口罩禁令、扰乱公共秩序、种族歧视、非法持有烟花和毒品贩卖等，其中5人因种族歧视引发公共骚乱被捕。
尽管警方竭力将双方分开，抗议者们却在比赛结束后张贴了“如果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请拨打反恐热线”的标语，进一步将体育对抗升级为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对立。这种紧张的氛围使得不少普通球迷选择放弃前往观看比赛，33岁的维拉季票持有者瑞安·托马斯坦言：“很多人不敢来，很多带孩子和老人的家庭都害怕冒险”，最终球场的入座率仅有五成左右。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公开批评这一禁令为“错误”，并强调“绝不容忍反犹主义，所有球迷都应有安全的观赛环境”，但他在执政三周内未能推动撤销禁令，暴露了英国政坛内部的分歧。以色列政府则强烈谴责这一决定，称其“可耻”。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在社交平台上呼吁英国政府“撤销这一懦弱的决策”，而特拉维夫马卡比俱乐部则以“球迷安全为首要”拒绝了阿斯顿维拉提供的客队门票配额，最终使得球迷无法进入赛场观看比赛。
国际体育组织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巴勒斯坦官员多次施压国际足联，要求暂停以色列的会员资格，尽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强调“体育无法解决地缘政治问题”，但欧足联曾在上月计划就以色列参赛资格进行紧急投票，后因加沙战争结束而暂时搁置。这种摇摆的态度反映了BDS运动在国际社会中的持续影响力。自2005年成立以来，BDS运动已经推动多个国家和组织对以色列实施文化体育抵制，而此次伯明翰的抗议事件正是这一运动在欧洲的具体体现。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最无辜的莫过于普通球迷。特拉维夫马卡比的球迷优素福的经历尤为典型。他所在的俱乐部拥有犹太、基督教和阿拉伯裔球员，但由于“以色列”身份的原因，他被禁止入场，只能在附近的酒吧观看比赛。他无奈地表示：“2025年的今天，我们竟然因为国籍被剥夺了观赛的权利，仿佛回到了上世纪40年代。”而“我们的斗争”组织的发言人马克·威尔顿的言论也引人深思：“人们只是想看一场足球比赛，战争的立场不应成为障碍。”这句话道出了无数球迷的心声。
事实上，体育赛事的政治化早已不是个例。从俄罗斯球队因俄乌冲突被禁赛，到南非因种族隔离遭到全球体育抵制，历史上，体育始终难以完全脱离政治。然而，这次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远在中东的巴以冲突带到了欧洲城市的街头，令普通民众的日常娱乐成为了族群对立的战场。
尽管英国文化大臣丽莎·南迪承诺会调配资源保障球迷的安全观赛，但现实却是11人被捕，球场座无虚席，社区分裂，体育本应有的凝聚力也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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